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后,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初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行政计划不能干预经济的正常活动。所以,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再称为“计划”显然是不合适的,不妨称之为“规划”,即国家在特定阶段基于特定目的对经济实施干预,使经济增长能达到政策设定的目标,以便保增长,拉就业、促稳定。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让市场的潜能爆发出来,经济发展基本是良性的。而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系统也在经济的良性增长中得到了实惠,不良资产被限定在可控的范围内,金融风险在经济增长中被不断化解。然而,经济增长本身存在一定的周期性,产业升级应是在大浪淘沙中优胜劣汰,只有落后产能被淘汰,才能为新兴产业的规模化发展腾出空间。在经济增长放缓时,往往是淘汰落后产能和盈利低微的产业的好时机。但我国的情况特殊,由于大量落后产业是就业率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企业多是外向型企业,国家通过退税和汇率的政策维持其生存,是要充分发挥其拉动就业的能九保持高就业率才能促进社会稳定。所以,在经济发展的目标中,政府把“保就业”放在首位,这大大局限了政府对经济进行“规划”的意义――这种“规划”虽然能解决短期问题,但对于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显然是不利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对于汇率的控制,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内外失衡,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通货膨胀到一定程度将比低就业率对社会的危害更大。与此同时,在出口中积聚的近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则是悬在国家头上的达摩斯之剑,不得不时时提防它掉下来的致命威胁。 

　　为了应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经济可能出现的滑坡风险,我国出台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这四万亿投资大多投向了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行业而很多垄断企业在国家刺激政策中获益。各地政府拿出了相应的配套资金,据专家估计,地方政府的配套投资是国家投资的3到5倍。所以,在2008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中,投资拉动所占的比重由以前的35%左右一下升到了80%以上,国家在经济增长中充分发挥了“规划”的作用但这些投资由于不是市场行为,其最终配置资源的效果还是很难说的。其后续效应却逐渐显现出来由于市场货币供给量过大而出现流动性过剩,目前CPI指数逐渐攀高,物价上涨的速度出现难以遏制的势头,这让很多人担心,物价是否会和房价一样疯涨,而物价对民生的影响显然比房价要大得多。 

　　在美国金融危机时出台的刺激政策在当时看是正确的,但现在看当时的反应过度了,有专家将其形容为“该踩刹车时不幸踩了一脚油门”。刺激政策导致的金融风险是不能忽略的,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大多来自银行。我国银行的国有化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可以很方便地从银行拿来资金刺激经济,而这个过程如果出现大量不良资产则会成为“国债”,最终可以通过财政收入和发行国债化解。但地方政府的负债则是很棘手的问题,地方政府是不能发行国债的,发行地方债也有诸多限制。为了偿还银行贷款,靠维持日益臃肿的行政开支都捉襟见肘的正常财政收入显然是不足的,地方政府最终的渠道只能是“卖地”,实施“土地财政”,国有土地卖完后便“开发”城市周边的集体土地,这和保耕地和粮食安全的目标又是一对矛盾。所以,目前全国上演的大拆迁绝不是偶然的,其背后的深层背景也是“规划经济”引致的。 

　　为了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对经济进行一定程度的“规划”是必要的,但“规划”占的比重过大则会挤压市场的空间,同时带来深层金融风险。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日前在一个论坛上发表了《回归亚当斯密,告别凯恩斯》的演讲。张教授在演讲中指出:“投资本身为了提升效率,如果不能提升效率的话。投资就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来看,投资就是为了增加需求,无论有没有效率,只要投资,就可以增加总需求,所以总需求上去GDP就会增加。但按照凯恩斯主义增加的总需求是浪费性的,不仅效率不高,而且好多完全是浪费。所以我再次呼吁大家,我们回到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让我们重新读一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要再相信凯恩斯主义的那些政策。”